古籍社社长年会召开：来看看古籍出版背后那些关于寂寞的故事
不久前，《辽史》修订本项目主持人、已故宋辽金史研究专家刘浦江以生命修书的故事在圈内被广为传布。正如刘浦江所言，在众生喧哗中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们的确太过寂寞，常常是一盏青灯伴故纸，板凳一坐十年冷。然而，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和奉献，才使得这方小天地自有一番大气象，而今年就是一个丰年。
6月12日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31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5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如期召开，来自30多家古工委成员单位的代表们齐聚桂林。会议期间，除了对“十三五”规划工作展开分组研讨，各社还将介绍参评图书，并经过两轮投票，最终评出2015年度优秀古籍图书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、中国版协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，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枫，广西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黄著诚等领导出席了会议。
时逢“十二五”规划收官和“十三五”开局的重要时期，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古籍出版重镇相继出版了《酉阳杂俎校笺》《廖平全集》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等一系列优秀古籍整理图书，由多家出版社合力编撰多年的《中华大典》今年进入冲刺阶段，值得期待的还有中华书局的《魏书》修订本，岳麓书社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第二辑（65种）等图书。此外，数字化领域也有不少亮点，中华书局的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新近正式上线“微信版”，齐鲁书社推出《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工程（第一辑）》，岳麓书社的“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数字出版工程”、上海古籍社的“敦煌汉文文献集成(数据库)” 等项目初期成果也即将完成。
自2006年启动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以来，中华书局已陆续推出了《史记》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和《辽史》修订本，《魏书》修订本也即将问世，项目整体进展顺利。
“二十四史”中，《辽史》成书最速，问题也较多，整理难度较大。据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介绍，当时书局开展“二十四史”修订项目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想法：一是完成项目，二是培养人才。经过刘浦江团队六年的奋战，《辽史》修订本体现了当今《辽史》整理研究的最新水平，达到了《辽史》点校整理的新高度。过去一年里，中华书局还推出了《酉阳杂俎校笺》《吕留良诗笺释》等书，同样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，《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（江户明治编）》《辽宁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》等大型文献，均得到业界好评。此外，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》《十三经清人注疏》《新编诸子集成续编》等项目新整理本出版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。
2015年，凤凰出版社出色完成了10项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出版规划（承担20项，在江苏省排名第一），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等8个项目入选2015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，《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》等两个项目入选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。
《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》项目，共计100册，选编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新疆档案，这批档案是首次系统整理、汇辑并对外公布。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今年4月出版后，因其精选底本、考论结合、体例完备，颇受学者好评。此书为近年李白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，共8册，300多万字。校注者郁贤皓先生，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推崇的李白研究专家。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，他以“竭泽而渔”的方法搜集资料，以认真审慎的态度，通过实证研究的工夫，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，删除伪作，补入遗诗逸文，并进行校勘、注释、评笺，以一人之力，数十年之功，推出了全新的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。
此外，齐鲁书社的《宋代序跋全编》等图书在过去一年里精彩亮相，三晋出版社的《山西文华》等大型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。
十年的潜心整理，一次成功的众筹，一场长达57年的接力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终于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60周年的前一年正式出版。“这一历史与我社的社史基本同步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感慨不已。
早在1959年，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的第4年（当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），该社就开始了吕思勉著作的出版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时任社长李俊民接手此事，其中两种著作得以面世。2005年，该社的第二编辑室着手进行《吕思勉文集》的出版，至2011年，《吕思勉文集》全部出齐，共18种26册1125万字。2012年12月，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出版。紧接着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的编纂出版启动，这一工作得到了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的支持。《全集》较《文集》搜罗更为全面，增加了新找到的旧著、教科书等十余种，以及零散的文章、诗词、联语、笔记等，进一步恢复了一些删改、遗漏的文字，最终定为26册，《全集》总篇幅达1433万字。2015年，该社通过网上众筹的方式募集到了《全集》的稿费、印装、设计等费用，10月正式出版《全集》。
过去一年来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了《顾炎武全集》等9项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项目。“可以说2015年是古籍社的‘大师全集年’，为迎来2016年的60年社庆准备了一份厚礼。”高克勤说。
对于岳麓书社而言，2016年则是一个“团圆年”。该社的“走向世界丛书”100种图书，即将完成一场历时36年的“接力跑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出版家钟叔河主编的“走向世界丛书”第一辑35种图书出版后，影响空前。钟叔河卸任岳麓书社总编辑时，余下的65种图书资料已备齐。据岳麓书社现任总编辑曾德明介绍，经过几代编辑的努力，丛书第二辑65种图书将陆续付印，与第一辑合计达1400多万字，计划在今年7月底一次性推出56本单行本（大部分是一种一本，有的则两种一本），之后还会推出合订本。丛书将从100个不同的侧面和断面，折射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。
齐鲁书社承担的《孟府档案全编》系国家2011-202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，是对孟府所藏文物档案的系统整理。2014年4月，该社出版的《孟府档案全编（前集）》，共九卷，300余万字，6000余幅照片。书中清晰完整地展示了档案或文物的原貌，让尘封多年的史料经过系统的整理得以重见天日，彰显出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。2015年4月，该社出版了《孟府档案全编（后集）》，共86卷， 2200余万字，辑录了现存于孟府的历史上流寓各地孟氏支派缴送孟府存档的《孟子世家流寓支谱》270多种。《孟府档案全编》前、后两集合璧出版，将历经沧桑、珍藏秘府的孟氏宗族档案首次集中公之于世，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义。
“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”，近两三年来，古籍社加快了数字化步伐，除了完成本版图书数字化的常规动作，大型古籍数据库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的建设备受业界关注。从2014年发布，2015年成立古联（北京）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、推出线上版，到2016年微信平台启动，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的数据量已从2亿字扩大为4亿字。据了解，目前凤凰出版社、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社已与古联数字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。中华书局总编辑，同时兼任古联数字公司总经理的顾青告诉记者，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的数据量今年年底有望扩充到8亿字，搜索等功能也在不断升级，未来期望与更多的出版社共襄盛举。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很看好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这个数字化平台的前景。他表示，对于像凤凰出版社这样规模较小、成立时间比较短的地方古籍出版社而言，自己搭建平台的条件尚不成熟，靠自身资源不足以独立支撑数字化转型，也没有必要做很多雷同的数字化产品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，因此通过共建实现共赢，至少从目前来说是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的数字化道路。与此同时，凤凰出版社利用已有条件，也在尝试自主探索个别的数字化项目，如《中华大典·林业典》的数据库。
关于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售价的问题，顾青表示，“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所提供的优质内容代表了古籍整理的国家水平，并且都是在真正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以后才上线”。中华书局为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的开发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，优质优价是基本概念，“希望随着国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，逐渐养成为优质产品付费的习惯”。他指出，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，将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。
大型古籍数据库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
未来，书局还将进一步丰富包括《中华经典古籍库》在内的“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”产品。而由古联公司承担的“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”项目也在向前推进。该平台把古籍整理工作从线下搬到线上，集古籍整理平台、发表平台、版权交易平台为一身，将大大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效率。
此外，岳麓书社的“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数字出版工程”、上海古籍社的“敦煌汉文文献集成(数据库)”等项目的初期产品也即将完成。
“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数字出版工程”利用二维码技术和云存储方式及微信等平台，将四大名著及相关内容以数字媒体的形式呈现出来，与传统纸质出版物融合，在传统阅读基础上增加新的数字阅读体验，实现了古典文学名著的数字化阅读特色——“读名著、讲名著、听名著、玩名著、谈名著”，为古籍社拓展新的数字出版疆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。项目初期产品将于今年7月在全国书市上发布，主要为四大名著的专家解读视频和名家全文朗诵音频内容。因为社里有纸质版四大名著的良好品牌效应，曾德明对这个升级版数字产品的未来充满期待。
据高克勤介绍，上海古籍社于2014年得到上海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数字出版项目资助，着手建立“敦煌汉文文献集成(数据库)”，目前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顺利，到今年6月可完成一期成果，主要包括甘藏藏文文献及该社已出版的部分敦煌文献等。
近年来，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对于从困境中走出的古籍社而言，无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受访者一致表示，无论是从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各种经费资助可以看出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，除了专业古籍社，以高校出版社为代表的多家出版社也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其中。姜小青表示，20年前出版社的一些好项目因经费问题而不能得以实施，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，“现在是古籍整理出版一个最好的时期”。
据了解，201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总额度约3300万元。4月19日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中州古籍出版社《鲍参军诗注补正》等104个2016年度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名单予以公示。
新的历史时期下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总体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？
顾青指出，一方面，考古工作不断发掘新资料，各地日益重视对出土文献的保护和整理；另一方面，散失海外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得到重视。据悉，早在两年前，书局就启动了《海外中文古籍总目》项目。“总体上来看，整个环境越来越好，要说忧虑，就是质量有待提高，蜂拥而上难免良莠不齐，所以更要重视古籍整理的规范化和人才储备。”顾青说。
在姜小青看来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三大趋势。其一，古籍出版专业化倾向日益明显，不仅仅是专业古籍社，古联体的很多成员单位也成立了分社、事业部等专门开展这项工作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。其二，出版社对古籍出版规划的重视程度更高，通过规划的引领体现优势，体现可持续。其三，各家专业古籍社都有一些重点项目，以重点项目为抓手，从而带动优势项目、板块和产品线，带动人才培养。姜小青同时指出，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困难，就是普遍面临着人才培养的问题，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。
有着身处考古大省的资源优势，岳麓书社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也十分重视，其申报的《走马楼西汉简牍》《益阳兔子山简牍》等项目成功入选国家“十三五”重点出版规划。曾德明认为，除了出土文献和散失海外古籍，日记、社会档案、野史也是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值得大力发掘和研究的领域。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而言，更好地发掘整理珍贵文献资料、让经典古籍后出转精，更好地传播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，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，更是职责与使命使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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